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左黎妹妹的跟贴吗？

几天来在上海处理一件颇复杂的事情，整天与条种法规条文与各色人等交流沟通，间或也上网，但仅限于查寻相关法律文件，顾不及看博客，今天下午一到家，便打开博联社的网页——因为惦记着自已走前博联社展开的新一轮无肛宝宝生命权讨论。

看了博联今日头条博友张艺写的《对博联社近期关于生命伦理观争论的一点想法》一文，心里一阵欣慰，因为知道，张艺妹妹也同我一样对无肛宝宝的悲惨境遇无比的痛心，在讨论中直截了当的坦露过对无视残疾婴儿生命权的激愤，但此篇文章语言温润平和，阐述睿智而理性，不由得击节称赞，欣然留言如下：

“一个多月来的关注与讨论，曾为无肛宝宝悲哀，曾为一些朋友们的误解难过，曾为社会整体对此问题的麻木激奋，曾为政府行动的迟缓愤怒，但我现在的心态渐渐转向平和，我欣喜的看到博联社的朋友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到这个事件，越来越多的思索起生命的伦理，生命的价值，也越来越明白政府行为与相关法律的缺失需要民众的呼吁与促请。也欣慰的看到我国主流媒体终于在天津无宝宝事件中表明了立场，开始关注弱小的残缺的生命，为他们发言为他们呼吁。我相信随着社会共识的达成，文明的进步，如果未来中国相关的法规会渐渐完善起来，我们这些朋友们的讨论就没白费劲。”

留完言乐呵呵转到平时一直敬重的博友左黎妹妹处。在上海时与一位博友相会，很短暂的相会时间里我们还一致赞叹过她，都特别羡慕黎妹妹的博学和智慧，但今天打开她的博客却让我大吃一惊，若不是刚花不少银子配了一副戴着挺牢靠的眼镜，估计镜片就光荣壮烈的牺牲了。

我看到左黎妹妹“无肛宝宝”的争论是两种生命伦理观的对峙 一文下面这样一则留言：（此系截图）

我高度怀疑留言人身份的真伪。博联社不幸曾发生过此类事件，某著名反民主人士就被人冒名顶替过，曾在博社社掀起轩然大波。

讨论生命价值，探讨残疾人的生命权，由于认知角度的不同，理念的差异，信仰的殊异，出现相左的看法，发生争执，实属正常，世界因不同而精彩，而我们博联社女性的骄傲，刚被以“以女性特有的冷静和强大的理性气场“为由评为十大博客之一左黎妹妹，竟会对持不同意见者包括那命运堪怜的无肛宝宝如此羞辱和嘲讽么？这是平时一直在宣传民主人权的左黎妹妹所为么？

我希望黎妹妹站出来予以澄清，强烈要求博联社协助查清此留言的来源，并按2009年4月17日颁布的“博联社关于坚决抵制不良跟帖的公告”第二条及其它相关之规定给予相应处理。我与博联社众多被侮辱被咒骂的博友们将拭目以待。

博联社相关公告地址：http://service.blshe.com/post/259/367157

迷雾终将散去

看看她憔悴而美丽的小脸吧，谁会铁石心肠的忍心让她无辜的死去？

近五十天了，每天，不管多忙、多累，只要有空，就会在网络里搜索着、关注着天津无肛宝宝的信息，为她难过着，担忧着，祈祷着，也时常无奈着，悲凉着，既便是在病中，既便是在春节热闹的气氛里，既便是现在——诸事缠扰、明晨既将外出、行装还未打点的夜晚此刻。

她或许真不该出生，不该出生在一对没想好怎样才无愧父母称号的男女组成的家中，不该出生在一个很多人不愿正视残疾人也是人,也应享有生命的可怕环境中,但她的确活生生的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走进一个信仰混乱，价值观冲突，是非和乾坤都常常颠倒的世界里。

她白白胖胖,漂漂亮亮的来到人间，却要被以生命质量不高为名，凄凉悲惨的煎熬得形容枯槁、骨瘦如柴,要被慢慢饿死胀死,如同一枝柔嫩的花蕾,未经绽放,便经霜雪,面临枯萎毁灭。

北京的爱心妈妈们冒着违法的风险把她从临终关怀医院抢出来救治，她出生时六千多克的体重已被每日只给少量糖水的“临终关怀”折磨得少了两千克，腹部鼓胀如一只紫色的西瓜，孩子在北京的医院里开始治疗，腹胀消失，能正常进食，体重增至五千多克，渐渐的会笑会哭，爱心妈妈们试图与她的家长沟通，但被坚决拒绝，七天后，孩子的家人以不容置疑的监护人资格强行接走了她。

后来的信息便扑朔迷离起来，有人说在政府及警方的关注下她的家人勉强认可了她做肛门闭锁矫治的第一步治疗“腹壁造瘘”，有人说她住在儿童医院的ICU病房接受着治疗。她倒底有没有得应有的后续治疗？术后有没有感染？有没有家人陪伴身边？她需要的各种救治监护人有没有及时签字？她是否受到了虐待？是否又“被临终关怀”了？从死亡线上抢回她的爱心妈妈每天都在探寻消息，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各大媒体也都在追踪着后续的情况，但都被她的家长绝决的阻挡着，隔离着，三月五日，有确切消息说，她又被家人带出了医院，直至今日，下落不明。

她孱弱的生命之花，还有希望继续开下去吗？

她的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平均每4000名初生婴儿里便有一例此类疾病发生，此病治疗在医学界早已不是难题，既便是病变复杂的高位锁肛，也可经分次手术逐步矫治。一是把直肠盲端拖至会阴做成肛门，二是先在腹部作一个人工肛门，1～2岁时，再行切直肠肛门吻合术，三是用自动间歇电磁吸引治疗锁肛，即造瘘(即人工肛门)后，把适当的圆柱状铁块(直径在约0.5cm)送入直肠盲段，然后用间歇性磁力吸引装置在体外肛门部位进行吸引，使直肠由高位逐渐下降到低位时，再作低位切开肛门成形术。该方法创伤小，并发症少，肛门失禁等后遗症也较少，孩子可以最大程度的得到功能恢复，但前提是，孩子亲人们的高度的爱心耐心和无私奉献。

南国温润的春夜里，窗外常常大雾弥漫，守在电脑屏幕前不停搜索着她消息同时，我常常如同坠入窗外漫天迷雾里一样，迷惘而困惑，百思不得其解，她的疾患并非不治之症,她的父母并无经济困难,共同决定放弃她生命的三十多位家庭长辈们并非文盲,其中还有几位是医务人员。抢孩子的爱心妈妈的博客因为抢救和关注孩子引来蜂拥而至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污辱，自已身边平时里交流沟通顺畅的朋友们也为此事件发生激烈的争执。究竟为什么这么多人容不下这个可怜的孩子生命？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看到她离去？

如果社会文明、伦理、道德、法律都不能遏制这幕悲剧的延续，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更让人不忍卒睹的事情？果然，上周末，我就在博联社里看到了更触目惊心的一幕，已有人把手伸向初生无肛婴儿的眼角膜,把婴儿的角膜取下来“捐赠”了！有人已称颂此举的"无私"与"善良",有人已盛赞可怜的残疾儿死得"安详"……。我国以每年出生六百至七百万人口计，大约有两千名此类患儿出生，他们角膜是否可以缓解角膜库存的紧缺？临床上还有多种器官稀缺，大批病人等待着器官移植，肾脏，肝脏，脾脏，骨髓，皮肤……，我国每年还有多少其它先天疾病的婴儿出生？这类婴儿是否可以成为健全人的器官工厂？人类行为底线究竟在地平线下多少米？道德伦理堤坝又是在何处溃决、何处遗失、抑或是落荒而逃?

我国曾经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中有很清楚的规定：

1. 每个儿童都有其固有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包括有权接受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医疗保健服务。”

2. 不受危害自身发展影响的、被保护的权利

包括保护儿童免受歧视、剥削、酷刑、虐待或疏忽照料，以及对失去家庭的儿童和难民儿童的基本保证。

3。儿童有权享受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和健康，并享有医疗康复设施。

我国刑法也明确规定，"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应当扶养而拒绝扶养的行为”可定性为遗弃罪。

父母监护权的行使，如无益于孩子的利益，其存在价值何在？在我们视线无法触及的角落里，又有多少我们无法想象的孩子的悲剧在时时发生着？

很多的残疾婴儿，都与这位天津无肛宝宝一样，并非不存在成活的可能，并非无钱医治，他们的生杀予夺，完全取决于监护人的喜恶、谁制约这些监护人的行为？很多的伤害，完全在监护权的庇护之下，甚至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能得到伦理关系的外衣遮掩。更悲哀的是，还能得到社会的很多的，甚至知识界的认同。

《未成年人保护法》因为缺乏细则，而使得社会、机构都无力给对监护人的资格进行考量，也没有具体的机构可以及时介入与制止对于孩子们的伤害、残害甚至杀害。即使按照《刑法》，在侵害造成后果后，司法机关会予以惩治，但对于孩子们来说，生命之花若已凋零，一切已经毫无意义。

春节期间，我参加了实名联名促请《未成年保护法》的细则拟订，促成对未成年人、对婴幼儿保护公信公权机构的确立、对监护人的行为边界划定的活动。我知道这种呼声还很弱，但我坚信这是文明社会需要的声音，为此我愿意接受很多朋友们的不理解，愿意忍受有些坚持认为残疾婴儿没有生命权的人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傲慢态度，我愿意相信一些人只是对生命，对有关患者的存活可能性，对生命质量的衡量标准，对绝对正义，对文明内涵的认知方面存在着知识盲点，我自已的亲属里有人养育着残疾儿童，我知道那些艰苦卓绝，难于用文字来描述的的努力与辛酸，但我更明白更能理解他们从中得到的生命的丰富与快乐，正因为此，我也更关注社会的文明朝向，更希望社会以建立建全保障机制，维护残疾人权益为前提来同情残疾儿家长的抚养困境而不是支持和赞赏他们放弃甚至虐待自已孩子的生命，我无意指责参与讨论持反对态度的任何朋友，我只想和他们一起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我们，我们这些自诩的健全者，强者，我们无愧于“人”的称号么？

我知道要走漫长的路，这团弥漫在眼前，笼罩在心头的浓雾才会散去，但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日子终究会到来！

中央电视台昨天与今天中午十二点和晚上的八点，在《大家看法》节目里播报了天津无肛宝宝事件，视频如下，请大家观看：

http://news.cctv.com/program/dajiakf/20100318/104843.shtml

转载——纳粹如何残杀残疾儿童

博主按：近期，在一处看到，又有一位无肛宝宝出生，父母放弃了他的治疗，并同意把他的角膜取出。有人夸赞道，这父母真无私……。

先天肛门闭锁,并不影响生命的存活,只因可能致残,此类患儿就意味着可以剥夺掉生命,取走他的眼角膜么?此病为常见病,发病率大约为1/4000,以每年有600--700万出生人口计,每年可能出生近2千无肛婴儿,想像一下,倘若把他们的角膜都取下来,我国眼角膜库存紧缺的状态是否可以缓解了?临床上,肾源也稀缺,肝脏也短少,还有骨髓,皮肤……，全国每年一共会出生多少其它类先天疾病的婴儿?残疾儿是否可以成为健全人的器官工厂？！

(下面的文章很长，友情提示读者重点选择红字部份）　

纳粹如何残杀残疾儿童

早在1933年，纳粹便以绝育和降低护理标准为手段，把魔爪伸向国营医院和护理所里的残疾人。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1935年，阿道夫．希特勒曾对帝国医学领袖格哈德．瓦格纳表示，一旦战争开始，他将对残疾人实施安乐死。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939年9 月1 日，战争爆发。这时，屠杀残疾人的机构也已准备就绪，屠杀行动也随即开始。而且，正如紧随着对残疾人的绝育立法便开始了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绝育立法一样，屠杀残疾人也成为屠杀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一个序幕。

　　残疾儿童成为了屠杀的第一个目标。1938年，克劳尔家的一名新生婴儿成为希特勒启动安乐死计划的一个借口。克劳尔家的这名婴儿性别不详，一出生便带有严重的残疾。具体患有什么病现在已无法确定；但根据有关证词，该婴儿出生时缺一条腿，两只手臂中有一只不完整。有证据表明该婴儿还双目失明，一些医生还认定该婴儿是个“白痴”。但其他人并未发现其失明症状，“白痴”的诊断也并不确定。另外，该婴儿还明显发生过痉挛。

　　婴儿的父亲求助于莱比锡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维尔纳．卡特尔，并请求他让婴儿人院治疗。将婴儿留在医院的卡特尔事后声称，婴儿的父亲曾要求他杀死婴儿但被他拒绝，因为这么做是违法的。此后不久，克劳尔家便请求希特勒准许使婴儿死亡。此类请求可通过希特勒的私人元首府为希特勒所知。该元首府由菲利普．布勒指挥，负责为希特勒提供信息。希特勒决定处理卡特尔这件事；他指示其私人医生卡尔．布朗特去看一看这名婴儿，并与莱比锡大学的医生进行协商，如果诊断结果与请求信中所写的一样的话，便把该婴儿杀死。在莱比锡大学，布朗特在与会诊的医生们讨论后，确认了诊断结果，并授权施行安乐死。最终这名婴儿被杀死。

　　克劳尔家的这名婴儿被杀死后，希特勒授权布朗特和布勒开始一项屠杀具有身体和精神疾患婴幼儿的计划。希特勒任命布朗特和布勒作为他的这一所谓“儿童安乐死计划”的全权代表。与大多数纳粹头目一样，这两人都比较年轻：布朗特35岁，布勒39岁。曾负责克劳尔婴儿一案的布朗特显然是一名合适的人选。布勒则不然。布勒被选中的原因在于希特勒想让元首府来具体负责这一行动。而这项屠杀行动必须得有一个机构来负责组织和指挥，处理过克劳尔一案的元首府便是一个最佳选择。如果把这件事交由一个政府部门去办，比如说，交给内政部办理，那么所涉及的圈子便会扩大，也就无法对屠杀行动进行保密。而且这将导致过多的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参与。

　　进而言之，授权政府部门来执行这一任务必须要有官方的书面命令，而希特勒则不愿意这么做。如果将任务交给纳粹党的某个部门，譬如纳粹党元首府，或者是党卫队，那么地方纳粹机构和纳粹党头目便会公然卷入这一行动，使计划秘密而有序地进行变得困难。另外，希特勒在确定会得到公众的一定程度的支持以前，不愿冒险使纳粹党成为众矢之的。

　　元首府作为一个执行机构则没有以上的弊端。元首府并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虽然它属于一个纳粹党机构——其全称为纳粹党元首府——但它与位于慕尼黑纳粹党总部的、由马丁．伯尔曼领导的纳粹党府完全相独立。元首府作为希特勒的私人官邸机构，由奥托．迈斯勒负责，与希特勒的总统府平行，但却又相对独立。而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府则由汉斯．亨里奇．拉默斯负责。元首府不为人所注意，规模又不大，因此可以指挥屠杀行动但又不必牵涉太多的人，也不会太显眼。

　　布勒将组织屠杀的任务交给了第二中央办公室，并任命时年34岁的布拉克为安乐死屠杀计划的日常事务官员。

在元首府的第二中央办公室，维克多．布拉克又建立起了4 个部门。Ⅱａ部由布拉克的副手维尔纳．布兰肯伯格负责。ＩＩｃ和Ⅱｄ部负责武装部队、警察、党卫队和纳粹党的有关事务。ＩＩｂ部负责与除了武装部队和警察以外的帝国政府部门打交道，同时也负责处理群众来信。布拉克把协调儿童安乐死屠杀行动的任务交给了这个部门。汉斯．海菲尔曼任该部主任，理查德．冯．海格纳任副主任。

　　海菲尔曼1906年10月出生于德累斯顿，在他承担纳粹政权第一次大规模屠杀计划的主要职务时，年仅32岁。他的父亲经营纺织业务。1931年2 月，他加入了纳粹党；1932年，海菲尔曼获得了农业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在短暂涉足了一段时间的经商之后，他开始在纳粹总部的经济部门工作。1936年1 月，该部门划归元首府管辖。1937年，海菲尔曼被任命为Ｉｂ部门的主任。他一直领导着这一部门和儿童安乐死计划，直到1943年他被应征人伍。1942年，在布勒的推荐下，海菲尔曼获得了一枚战斗勋章。像纳粹其他许多涉及屠杀行动的机构一样，海菲尔曼也因其秘密屠杀行动而得到了奖励。虽然布勒使用了掩盖屠杀罪行的语言，但在谈及海菲尔曼获二级战斗十字勋章原因时，他所指的显然是儿童安乐死计划：“除了他在第二中央办公室的工作中对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外，党员海菲尔曼博士在完成元首亲自交给的一项特殊战斗任务中奉献了他的才干。他领导了独立完成这一特殊任务的一个单独的部门。”

　　冯．海格纳1905年9 月出生于东普鲁士的一个军官家庭，仅比海菲尔曼大一岁。1923年，他在中学毕业后便开始进人工商界工作。1923年至1929年他供职于德累斯顿银行，1929年至1931年期间服务于一家卡车公司。此后他又去了德国钢铁生产商协会，担任一名统计员。他早在1931年便加入了纳粹组织，并积极参与纳粹在地方的活动。1937年他加入了元首府，后来在第二中央办公室及儿童安乐死计划中成为海菲尔曼的副手。他由于工作勤奋，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并于同一天基于同样的原因，由布勒推荐获得了一枚勋章。

　　1939年2 月至5 月间，负责指导儿童安乐死计划的有关人员开会并制定出了具体实施方法。起初，元首府的布拉克和海菲尔曼非正式地会见了帝国内政部的赫尔伯特．林顿。林顿是第四部的负责人，他的合作对于安乐死屠杀计划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在帝国内政部，第四部负责处理公共卫生方面的事务，因而也负责实施种族和优生法律，包括绝育法。它还负责监督各联邦州及普鲁士省政府卫生部门和护理所以及地方公共卫生官员的工作。阿瑟．古特一直主管着这一部门，直到他于1939年底因病退休。古特生于1891年，1918年获得行医执照，1932年9 月加入纳粹组织，1933年7 月加入党卫队， 1938 年被擢升为准将。他对种族和优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曾与人合写过关于遗传法和纽伦堡种族法的半官方评论。

　　赫尔伯特．林顿的资料则比较少。他的职务是部级议员（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ｒａｔ），在古特领导的部门任部门主任，并具体负责国营医院和护理所事务以及绝育法和婚姻法的实施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还与古特合写过关于种族和婚姻法的评论。林顿 1899 年9 月出生于巴登州的康斯坦茨，1925年获得行医执照。

　　我们尚不清楚他是何年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但很显然他曾长期担任政府公务员。他在医生协会的会员资料显示，他从未在私营诊所行过医，因此无法证明他具有医学资格。他早在 1925 年11月23日便加入了纳粹组织，但很明显没有在党内担任过任何职务，也没有加人冲锋队或党卫队。战争结束后，林顿逃脱了拘捕和讯问，1945年4 月27日自杀身亡。这样，林顿便成为负责安乐死屠杀的重要人物中最模糊的一个人物。

　　在布拉克、海菲尔曼和林顿就实施的细节达成一致后，他们挑选了一些医生，扩充了规划小组。这些医生包括卡尔．布朗特、维尔纳．卡特尔、汉斯．海因策、赫尔穆特．翁格尔和恩斯特．温兹勒。除了生于1904年1 月的布朗特以外，其余的医生当时都是40多岁。布朗特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4年加入党卫队，他是一位很合适的人选。他曾处理过克劳尔的案件，并是希特勒实施安乐死计划的两名全权代表之一。卡特尔 1937 年5 月加入纳粹党，是另外一名合适的人选；因为克劳尔婴儿就是在他的诊所里被杀死的。海因策是一名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专家，在勃兰登堡一戈登省的一家国营医院任院长。他于1933年5 月加入纳粹党，是由林顿推荐加入该小组的。翁格尔是一名眼科医生，曾申请加入纳粹党但未被批准。他写了一部小说来鼓吹安乐死，该小说后被改编为宣传安乐死的一部电影，片名为《我控诉》。冯．海格纳的妹妹将翁格尔推荐给了海菲尔曼。温兹勒1934年加入纳粹党，是柏林一名事业有成的儿科医生。他是由帝国医学界领袖尼奥拉多．康帝直接推荐进元首府的。

　　从一开始，安乐死的规划和实施就被归类为“绝密”，元首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必须加以隐藏。规划者于是便编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机构来遮掩元首府对儿童安乐死计划的指导；他们将该机构的名称杜撰为“帝国严重遗传疾病科学登记委员会”。这一简称为“帝国委员会”的虚拟机构只是存在于纸上；它的通信地址是一个邮政信箱，它的职能是为元首府的行动作掩护。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任该机构负责人，但很显然他们也从未使用过自己的真名，他们签署文件时使用“克莱医生”

　　这一化名。正如我们将会了解到的那样，帝国元首府的所有官员在涉及安乐死计划时全都使用化名。对外人而言，帝国委员会是一个掩盖行动的幌子，他们所杜撰的名称也非常符合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的特点。

　　这些医生和官员在1939年春天通过多次会议讨论，设计出了安乐死计划的一整套体系。他们决定，对实施对象的筛选将根据登记表进行；他们还进一步规定，收集的数据由专家进行评估，这些专家将决定被审核的儿童是否应该被处死。到了1939年夏天，该小组完成了规划，这一计划于是开始走向实施阶段。第一次屠杀行动大约发生于1939年的10月。

　　不管是元首府还是帝国委员会都无权启动这一屠杀计划。

　　就这一点，规划者需要内政部的帮助。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出面才能使当事人服从。1939年8 月18日，内政部就此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要求汇报畸形新生儿”的通知。该通知标有“绝密”字样，而且没有在该部官方的政府公报上刊登。这份文件由第四部起草，国务秘书威廉．司徒卡特代表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签署。

　　该文件要求助产士和医生汇报所有出生时具有以下疾患的新生儿： 1．痴呆和先天愚头症（特别是同时患有失明和失聪）； 2．头小畸形； 3．严重的和进行性的脑积水； 4．所有的身体畸形，特别是四肢缺失，严重的颅骨闭合缺陷和脊柱畸形等； 5．瘫痪，包括痉挛性双侧瘫痪。

　　除了新生儿外，医生们还被要求汇报所有3 岁以下患有以上疾病的儿童。

　　该文件后面还附有一份报告表格的样本。该表格要求填写的除了患病儿童的姓名、年龄和性别外，还有以下的一些内容：对疾患的详细描述；该婴儿的活动能力如何因病而受到妨害的解释；患儿的住院情况以及所住医院的名称以及预计存活年数和改善的可能性等等。该表格只占了一页纸的一面；对疾患的详细描述一栏，并没有留下多少地方可供书写。助产士和医生们被指示将报告递交给当地的公共卫生官员，经他们审核后再转往地址为“柏林Ｗ9 ，邮政信箱101 号”的帝国委员会。

　该文件一开篇便给人一种错觉，使人觉得内政部的目的在于科学调查，以帮助患有残疾的儿童：“对涉及遗传性畸形和精神痴呆病例的早期登记，对于一些科学问题的澄清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内政部没有公开发表这一通知，以及通过一家只有一个邮政信箱地址的私营研究机构来进行此调查这些事实会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但该文件还是被广泛地认为是为一项统计调查收集资料的一份通知。该文件从头到尾没有半句话透露要求报告残疾儿童的真实原因。

　　原有的报告残疾儿童的表格经过使用后证明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940年6月7日，内政部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此后将使用新的表格。新的表格要求更加详尽的材料。原来的表格只要求填写婴儿的姓名、年龄和性别，新表格还要求填上婴儿的地址和宗教信仰。涉及婴儿患病情况的问题虽然变得更加详细，但没有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新表格要求填写婴儿的出生情况及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的病史。

帝国内政部启动了这一终将导致屠杀残疾婴儿的计划。但内政部只不过是一个“信差”而已；帝国委员会具体负责该计划的执行。帝国委员会具有两项职能：一项是管理上的，一项是医学上的。管理工作以元首府的肋部为中心，负责人为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帝国委员会医学上的指导则由专家评估人员完成。

　　汇报残疾儿童的表格由助产士和医生填写，然后交给地方公共卫生机构。为了避免混乱，国家和省一级的卫生机构对表格进行存档，并负责将它们移交给帝国委员会。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则从帝国委员会的邮政信箱里收取这些表格。在元首府，他们对这些表格一一记录并加以分类。这两个根本就没有受过任何形式的医学训练的官僚对这些病例加以粗选，决定将哪些病例交由医学专家审核；他们把筛选过的表格交给医学专家，由他们加以判决。

　　三位医学专家分别是维尔纳．卡特尔、汉斯．海因策和恩斯特．温兹勒，他们都是规划委员会的成员和安乐死计划的铁杆支持者。他们完全依据交上来的汇报表格来决定是否杀死婴幼儿。他们从未亲眼见到这些婴幼儿，甚至连他们的病历都不看。专家们在印有“帝国委员会”字样的信纸上，在自己的姓名旁边写下自己的裁决。该信纸实际上是由元首府为被审核的婴幼儿印制的，信纸上评语一栏留的篇幅很小。一个简单的加号（+ ）表示该婴幼儿是安乐死计划的实施对象，并且将被处死；一个简单的减号（—）则表示该婴幼儿不属于安乐死计划的范围，也即意味着该婴幼儿可以继续活下去。如果对某个婴幼儿不确定，专家就会写下“观察”的字样，暂时延缓裁决。

　　由于元首府没有复印机，所以评估者手上只有汇报表格的原件而没有复印件，这样卡特尔、海因策和温兹勒便无法单独各自进行表决；他们互相传看汇报表格和记录表决的信纸，这样他们便可知道各自的裁决。

　　为了实施对残疾儿童的屠杀计划，帝国委员会又在国营医院和护理所创建了所谓的“专家护理儿童病房”。第一批这类病房很快便在汉斯．海因策的指导下，在勃兰登堡一戈登他所任职的医院里建立起来。其他病房的设立则要费些时间，因为元首府必须找到愿意设立这些病房的医院和护理所的负责人， 1940 年7 月1 日，内政部发布政令，宣布帝国委员会的第一个儿童病房在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戈登医院创立（实际上已经在早些时候创立）。内政部继续隐瞒该计划的真实意图，它通知公共卫生部门说：“在医学专家的指导下，在勃兰登堡附近的戈登设立的儿科病房将根据最新科学发现，为患儿提供新的治疗手段。”

　　此类虚假信息还出现在内政部颁发的其他所有的相关政令之中。例如，1940年6月18 日，该部要求社会福利部门对需救济家庭承担有关费用。在提到旨在“拯救残疾儿童”而进行的先进的科学治疗时，该部告诉福利机构，经费将得到很好的使用，因为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儿童的状况得到改善，未来在福利上节省的费用也将抵消所花费的钱。

　　然而，所谓“治疗”的实际的费用决不会透露给残疾儿童的父母和福利机构，因为这么做会显得过于暴露；父母们以为治疗将持续数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因而必定耗资巨大。而纳粹当局明明知道所谓的“治疗”很快便会结束，但还是将父母们蒙在鼓里。刚一开始，甚至连汇报的医生们也不明就里。一名有意将几名残疾儿童转往戈登医院新成立的儿童病房的公共卫生官员抱怨说，该病房对他关于费用的询问置之不理。帝国委员会虽然有钱支付所有费用，但只要可能便竭力让父母们和福利机构来支付这些秘密屠杀所需的费用。

　　这一屠杀系统的运作有赖于官僚、医生和父母们的合作。

　　内政部负责包括公共卫生部门在内的行政部门方面的协调，元首府则负责招聘屠杀行动所需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

　　官僚和医生们还要做父母们的工作，以争取他们的同意。

　　随着汇报和评估残疾儿童的体系开始运转，建立额外的屠杀病房并配备人员的需求便显得迫切起来。仅戈登医院的一家儿童病房根本无法处理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元首府开始招募负责实际屠杀行动的医生，这些医生随后便成为帝国委员会的成员。海菲尔曼、冯．海格纳和林顿亲自负责挑选了一部分医生，另外一些则通过联邦各州和普鲁士各省的卫生当局进行推荐。

　　大部分被选中的医生都对屠杀行动予以了合作，只有一小部分人予以拒绝，因而免于参与这项计划。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所涉及的刽子手和受害者的人数方面，对成年残疾人的屠杀很快就超过了对残疾儿童的屠杀。一些医生，例如戈登、艾希贝格和埃格尔芬—哈尔等国营医院的院长们，很快便在屠杀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些参与屠杀残疾儿童计划的医生是如何进一步卷入到针对成年残疾人的安乐死计划的这一过程，目前我们已经很难搞清楚。后来，帝国委员会又逐渐地建立了至少 22 个屠杀残疾儿童的病房。有的病房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有些则因在战后的司法审判过程中被揭露出来而臭名远扬。

　　第一个屠杀残疾儿童的病房建在戈登医院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选择。该医院是勃兰登堡省的一家公立综合性医院，它座落在勃兰登堡附近。它的成年人安乐死屠杀中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甚至在其儿童病房设立之前便已经存在。戈登医院离柏林也不远，因此可与元首府保持便捷的联络。另外，儿童安乐死计划的3 名评估专家之一的汉斯．海因策还兼任该医院的院长。

　　由海因策一手操办的戈登残疾儿童病房及其运作方法成为其他儿童病房的样板；戈登医院同时成为一个训练负责指导屠杀行动医生的培训中心。例如，赫尔曼．维斯在负责指挥沃尔德尼尔医院的儿童病房前，便于1941年5 月在戈登医院接受过培训；1942年的1 月和2 月，他在调往乌施茨普林格和卡尔门霍夫的儿童病房前，又先后两次到戈登医院接受培训。另外，与其他所有儿童病房不同的是，戈登医院还拥有大批研究设施，供海因策及其学生对被屠杀前后的残疾儿童进行医学实验。而且，戈登医院还使用附近位于勃兰登堡的安乐死屠杀中心，来保证快速地对成批的残疾儿童进行屠杀。

　1940年，纳粹至少又建立了两个屠杀残疾儿童的病房。

　　其中的一个设在维也纳规模庞大的国营安斯腾霍夫医院。1940年7 月，一座拥有640 个床位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儿童教育疗养院在安斯腾霍夫医院内开张，它被用作奥地利的儿童屠杀病房。第一任疗养院院长为埃尔温．杰基里奥斯。1942年7月，在杰基里奥斯应征人伍后，恩斯特．伊尔林成为第二任院长。

　　依尔林此前曾在戈登医院担任海因策的助手，在那里，他学会了这一套屠杀的行当并施行了他的第一次屠杀。在调任前，海因策与维也纳公共卫生部门进行了协商。双方都清楚，依尔林的维也纳之行的目的包括，“在不引起公众注意”的条件下施行儿童安乐死计划。

　　1940年建立的另一个儿童病房位于巴伐利亚州慕尼黑附近的大型国营医院一埃格尔芬—哈尔医院内，该医院同时接待成人和儿童病人。儿童屠杀病房与普通儿童病房是分隔开的。

　　该医院院长为赫尔曼．普法穆勒——一名成年人和儿童安乐死计划的早期参与者。普法穆勒1913年获得行医资格，1918年获得精神病医生资格。在担任埃格尔芬—哈尔医院院长以前，曾在多家国营医院任过职，主要从事酗酒症的治疗。普法穆勒是一位具有多年党龄的老纳粹党员，他于1922年加入纳粹组织，但不久便由于其公务员身份而被迫辞职；1933年5 月，他再次加入纳粹党。普法穆勒曾参与纳粹种族和优生立法的执行工作，1935年曾主持过奥格斯堡种族遗传机构的工作。他很早以前便是一个安乐死的鼓吹者。在埃格尔芬—哈尔医院，他很快便引进了一套方法，将病人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他还通过组织参观医院的方法，就住院病人的生理缺陷对公众进行教育。

　　对于早在安乐死计划正式启动以前就有的那些对埃格尔芬- 哈尔医院的参观活动以及该院病人的遭遇，我们有着非常生动的证词。巴伐利亚的一名学校教师路德维希．勒纳于1946年以一名德军战俘的身份，就自己参观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经历在伦敦出庭作证。勒纳是一名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他从巴伐利亚州的达豪集中营被释放后，于1939年秋天参观了这家医院。虽然他随后在1940年应征人伍，在二战期间成为一名德军士兵，但他还是非常清楚地记得参观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经历，并向英国审讯人员叙述了他所记得的一切：在参观期间，我目睹了以下事情：在参观了其他一些病房后，该院院长，我记得他叫普法穆勒，亲自带领我们走进了一间儿童病房。该病房干净整洁，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病房里摆有大约15到25张婴儿床，床上的婴儿 1到5 岁不等。在那间病房里，普法穆勒不厌其烦地阐明了他的观点。我对他所说的话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些话，不管是出于愤世嫉俗还是出于表达上的笨拙，都惊人地坦白：“对于作为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我而言，这些怪物（指病房内的儿童）显然是我们健康的国家主体的累赘。我们不会用毒药或者是注射的方法来把他们杀死（他可能用了其他隐语来代替“杀死”一词），因为这么做只会给外国新闻媒体和瑞士的一些先生们提供诽谤的材料。”

　　不，我们的方法是，就像你们所看到的一样，更简单，也更自然。”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普法穆勒）和病房的一名护士将一名婴儿从床上拉了起来。他向我们展示着这名婴儿，就像拿着的是一只死兔子一样，并带着玩世不恭的傻笑，以内行的口吻又接着说了一些话，大致意思如下：“例如，像这一个，可能还需要个两到三天。”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个带着一脸傻笑的肥胖男人用胖乎乎的手举着一名哭叫着的骨瘦如柴的婴儿的情形。然后，这名刽子手进一步透露说，他们不会突然地停止喂食，而是慢慢地减少食物供应。

　　作为美国军事法庭的一名证人，普法穆勒对以上指控作了如下回答：“如果他说我用我的胖手将一名婴儿从床上扯起，我想说，我的手这一辈子都不曾胖过。我也不会在这种场合下咧开嘴笑。我从未笑过。”事实上，普法穆勒对于发生在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对儿童进行的屠杀颇引以自豪，并在战后德国一家法庭上说：“让这些儿童睡觉是安乐死最干净的一种方式。”

　　大部分儿童病房都是帝国委员会在1940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位于普鲁士黑森—拿骚省埃尔特维尔附近的艾希贝格医院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艾希贝格是一家国营医院。．1941年，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在访问艾希贝格医院时，指示该院院长弗里德里希．梅内克开设一个儿童病房。事实上，梅内克在此以前就已经参与了成人安乐死计划，并已取得主管该地区所有医院的官员弗里茨．贝诺塔特的许可。贝诺塔特是一名忠实的纳粹党徒，同时也是安乐死计划的铁杆支持者。二次战后，梅内克已记不清艾希贝格儿童病院的具体创立时间，但他估计是在1941年的4 月。

　　虽然梅内克是艾希贝格医院的院长并且主管着儿童病房的事务，但儿童病房的屠杀行动则由他的副手沃尔特．尤金．施密特具体负责。梅内克在完成帝国委员会的文件上的手续后便下达了屠杀命令。施密特负责对屠杀行动进行监督，有时甚至亲自上阵，参与屠杀行动。1942年，梅内克应征人伍，施密特于是成为该医院的代理院长，并独自担任儿童屠杀病房的主任。即使在梅内克不在的情况下，施密特仍不断地通过写信向他通报艾希贝格医院的一些琐事，其中包括每一次屠杀行动的情况。．第二家儿童病房建立于黑森—拿骚省，使得这一个相对较小的省也拥有了规模庞大的儿童病房。这第二家儿童病房大约于1941年末或1942年初建于陶努斯山区伊德斯滕的卡尔门霍夫疗养院。卡尔门霍夫—伊德斯滕坦疗养院原是一家由私立基金会于19世纪建立的教育疗养院。纳粹上台后，该院无法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地位，逐渐地，弗里茨．贝诺塔特成为了控制卡尔门霍夫—伊德斯滕坦疗养院的基金会的董事长。二战开始后，该院的几名医生被应征入伍，玛蒂尔德．韦贝尔成为该院的首席医生并负责指导儿童病房的工作。韦贝尔是1938年在取得了行医执照后来到该院的。1944年，她因患肺结核不得不停止工作以接受治疗。她的职务由经验丰富的赫尔曼．维斯接任，此人此前曾在戈登医院受过训练，并在沃尔德尼尔和乌施茨普林格儿童屠杀病房任过职。

　　在巴伐利亚，虽然已经有了一个设在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儿童病房，但后来又在考夫布伦医院另设了一处儿童屠杀病房。该国营医院及其艾尔希附属医院自1929年开始便由瓦伦丁．法特豪泽尔医生领导。虽然此人在1935年底才加入纳粹党，但他一直是成年人及儿童安乐死的支持者。在考夫布伦—艾尔希医院任院长期间，他还亲自负责该院儿童病房的事务；在那里，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仍继续屠杀儿童。美国士兵在逮捕法特豪泽尔时发现，该儿童病房最后一名受害儿童死于 1945年5月29日，也就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21天。

　　就这样，帝国委员会逐渐地在德国各地建立起儿童病房，虽然其中许多病房规模很小。毫无疑问，大部分病房都是帝国委员会在与当地官员协商后建立起来的。在符腾堡州，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便与符腾堡州内政部负责医疗系统的两名医生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尤金．施塔尔及其负责精神病院事务的下属奥托．毛特。施塔尔和毛特从一开始便与帝国委员会进行了合作，同意将符腾堡州医院里的残疾儿童转往别处的儿童屠杀病房。当帝国委员会最后决定在符腾堡州也设立一家儿童屠杀病房时，这一任务便自然落到了施塔尔和毛特两人的身上。符腾堡州的官员向帝国委员会推荐了斯图加特的市立儿童疗养院。1942年末，帝国委员会经过与斯图加特市卫生部门协商后，双方达成协议，同意设立一家儿童屠杀病房。

　　在其他各州，帝国委员会与当地的官员进行了同样的合作。例如在巴登州，路德维希．斯普劳尔是州内政部卫生部门的负责人，他一手包办了设在维斯罗希的儿童屠杀病房。在符腾堡州，海菲尔曼和海格纳直接处理儿童屠杀病房的事务。与符腾堡州不同的是，在巴登，内政部的林顿要求帝国委员会与斯普劳尔进行合作。设在维斯罗希的儿童屠杀病房建于1941年初，由该院副院长约瑟夫．阿特尔．施雷克主管。在杀害了3 名儿童后，施雷克拒绝进一步进行屠杀，并表示：“医院不是一个进行此类屠杀的合适地点。”但他仍然继续主管着屠杀病房，具体屠杀行动则由一名来自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年轻医生屈恩克完成。

　在普鲁士各省，帝国委员会同样与地方当局进行了合作。

　　当帝国委员会想在莱茵省建立一个儿童病房时，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作了异乎寻常的努力来劝说安德纳克国营医院的院长在该院成立一个儿童病房。为此，他们先是找到了该省主管国营医院的政府机构官员、精神病学教授沃尔特．克鲁茨。1941年 5月，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在杜塞尔多夫会见了克鲁茨，并一起规划在安德纳克附近的国营沃尔德尼尔医院内一幢单独的建筑物里设立一个拥有200 个床位的儿童病房区。然而在给儿童医院配备人员时则出现了一些困难，克鲁茨无法而且也不愿意从莱茵省派出一名医生来负责儿童病房，于是帝国委员会不得不派33岁的医生格奥尔格．雷诺来担任此职。雷诺1930年加入纳粹党，1931年加入党卫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样，雷诺在到任之前已经参与过屠杀行动，并在离开沃尔德尼尔医院医院后继续从事屠杀。雷诺于1942年初离开后，帝国委员会再次帮助地方当局推荐了赫尔曼．维斯作为接任的人选。维斯比雷诺小5 岁，而且在1933年4 月后才加入纳粹党。1941年12月，维斯与海菲尔曼、冯．海格纳和雷诺在杜塞尔多大火车站的候车室内进行了会面，同意接受任命，负责沃尔德尼尔医院的儿童屠杀病房。克鲁茨对这项任命没有反对，但对维斯缺乏医学经验表示关注，好像医学知识是屠杀儿童的一项前提条件似的。此后维斯先后被派往戈登医院和波恩的精神病院接受培训，然后才到沃尔德尼尔医院任职。

　　有时对医院和医生的选择则显得不是那么正式。阿尔弗雷德．吕就任梅克伦堡州萨赫森堡医院儿童病房主任便反映了这种非正式的任命过程。吕是萨赫森堡医院的几名高级医生之一，他就任儿童病房主任一职似乎是缘于他和该省纳粹党领导组织的密切关系。海菲尔曼和冯．海格纳绕过地方官员，直接邀请吕到他们在元首府的办公室，并要他接受这一工作。吕接受了该任命。此后他声称自己从未屠杀过任何儿童，只是指导了儿童病房的工作，病房的工作人员具体实施了屠杀。

　　萨赫森堡并不是惟一通过私人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儿童屠杀病房。评估专家中的维尔纳．卡特尔（ＷｅｍｅｒＣａｔｅｌ）和恩斯特．温兹勒（ＥｍｓｔＷｅｎｔｚｌｅｒ）后来在他们自己的医院里开设了儿童屠杀病房：卡特尔是在他的莱比锡大学儿童医院内，而温兹勒．则是在他在柏林的私人儿童诊所内。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设在戈登医院的第一家儿童病房便是在3 名评估专家中的另一名——汉斯．海因策（ＨａｎｓＨｅｉｎｚｅ）的授意下操办起来的。这几个评估专家还向元首府推荐合适的屠杀儿童的医生人选。温兹勒推荐了汉堡的医生威廉．拜尔，拜尔从1934年起便担任汉堡—罗森堡索特儿童医院的院长。温兹勒和拜尔两人以前曾在柏林共过事。拜尔接受了任命，汉堡—罗森堡索特儿童医院于是便成为了另一个屠杀残疾儿童的基地。

　　残疾儿童屠杀政策是由元首府的官员发起和指导的，但该政策的具体实施则由儿童病房的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完成。元首府的官员并不在意儿童是怎样被杀死的，他们完全依赖于他们所选择的医生的专业意见。这些医生必须自己找出最佳的方法。在元首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拜尔被告知，屠杀的方法完全由医生们自己掌握。

　　可选择屠杀的方法之一便是断食。我们知道这一方法曾经被使用过。配给的食物被不断地削减，直至到了使人饥饿的程度。在战争末期，饥饿现象和“饥饿病房”在许多医疗机构已经相当普遍。然而，饥饿并非是儿童屠杀病房所常用的一种方法。

　　那么，医院是如何获得杀害儿童所需的大量药物而不为外人所知晓的呢？这个问题医生自己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交由元首府的官员们来处理。但不管是元首府还是它所设立的一线组织帝国委员会，都无法合法地购买大量的这类药品。元首府必须找到另外一个机构作为中介组织。

　　元首府的官员们这时便向第三帝国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的总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下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门求助，并得到了纳粹侦探组织克里保（Ｋｒｉｐｏ）的合作。克里保和纳粹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一样，是纳粹保安警察（Ｓｉｐｏ）的一个组成部分。1939年，保安警察与党卫队的保安部合并，组成了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ＲＳＨＡ），该办公厅是一个机构，两班人马——它包含了两个政府机构：侦探组织克里保和政治警察盖世太保，以及一个具有政党形式的情报组织——党卫队保安部（ＳＤ）。该办公厅由赖因哈德．海德里希（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Ｈｅｙｄｒｉｃｈ）负责指挥。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指定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的第五部与元首府进行协商。最终，第五部主任阿瑟．内布（ＡｒｔｈｕｒＮｅｂｅ）及其副主任保罗．维尔纳（ＰａｕｌＷｅｍｅｒ）与元首府就克里保与元首府之间的安乐死屠杀合作事宜达成了协议。

　　这样，克里保将负责向儿童病房提供屠杀残疾儿童的药品；此后，它又向医生们供应了屠杀成年残疾人所需的药品。内布将提供药品的工作具体交给了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的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ＫＴｌ）办理。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ＫＴｌ）位于帝国侦探组织中央办公厅的楼内，由工程师沃尔特．希斯领导，是保安警察（Ｓｉｐｏ）的技术支持部门。其职能包括对伪造文件和轻武器的鉴别，纵火现场的调查以及其他证据的研究。获取药品的任务便由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ＫＴｌ）的化学部具体负责操办，该部的主任为阿尔伯特．魏德曼，一个具有化学工程博士学位的党卫队军官。

　　魏德曼显然是直接受内布的指令与元首府进行合作的，这一合作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魏德曼的化学部为元首府进行掩护，元首府方面的联系人则为冯．海格纳。从1940年开始，化学部向元首府供应了大量毒药，特别是大剂量包装的吗啡- 东莨菪碱栓剂，并将它们送到元首府派发。药物针剂有时甚至被存在元首府的保险柜里。在二战后期，随着党卫队作战单位的进一步扩编，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作为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的一部分，便更加容易得到药品。魏德曼的化学部从前线作战的纳粹党卫队的医疗部门获得了大量各类药品（包括鲁米诺和吗啡）。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然后将药品转往元首府（通常是交给冯．海格纳个人）。元首府于是通过帝国委员会将这些药品送到各儿童病房；但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也经常直接将药品送到各医院和疗养院。

　为了杀害残疾儿童，帝国委员会必须先将他们转往儿童病房。这项工作需要与大量的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该过程从一名医生或助产士填写残疾儿童汇报表格并交给地方卫生部门时便开始了。专家们根据报告作出裁决，如果他们判定该儿童属于安乐死计划的对象，帝国委员会，也就是元首府的海菲尔曼或冯．海格纳，便开始启动下一程序。

　　帝国委员会不会直接与残疾儿童的亲属或是医生打交道，因为它不具备官方地位，也没有行政上的强制性权力。而且避免直接接触也是为了不暴露元首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帝国委员会于是便将这项工作交由联邦各州和普鲁士各省的卫生部门完成。这些部门负责将儿童转往儿童病房。在符腾堡州，符腾堡州内政部的施塔尔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至少将该州的93名残疾儿童转往州外的儿童病房。1943年8月8日，汉堡当局也从汉堡的朗根霍恩（ｋａｎｇｅｎｈｏｍ）医院将24 名残疾儿童转往黑森—拿骚省艾希贝格（Ｅｉｃｈｂｅｒｇ）医院的儿童病房。在两个月之内，这24名儿童全部死在艾希贝格医院：4 名死于1943年8 月，13名死于9 月，7 名死于10月。

　　如果残疾儿童已经住在医院里，特别是拥有屠杀残疾儿童病房的医院里，那么转移便不会构成任何问题。但汇报给帝国委员会的大部分新生儿和儿童都呆在家里或是地方医院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劝说其父母同意将患儿进行转移。联邦各州和普鲁士各省的卫生部门通常将这一工作交给地方公共卫生官员来办理。

　　一旦儿童被转移，帝国委员会的专家们便可以有几种方式接着进行下一步骤。一种方式是在儿童一到达病房后立即下令屠杀。另一种更常用的方式为，要求病房的医生观察患儿并对观察过程进行汇报；只有在医生作出肯定的汇报后才下达屠杀命令。规定这一所谓的观察期主要是为了防止错误的发生。然而，儿童病房的医生一般均不会作出否定的汇报。一旦患儿被送进儿童病房，不管是帝国委员会还是儿童病房的医生，都不愿意再让他们活着离开。

　　屠杀儿童的命令是由帝国委员会发出的。在一份印有子虚乌有的“帝国委员会”字样、但却是由元首府官员签署的官方模样的文件中，屠杀命令被隐称为对儿童进行“治疗”的“授权”。使用“授权”一词是因为，由希特勒直接下令的安乐死计划完全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他们谎称是在进行一项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由国家进行授权、医生主动实施但又为陈旧的刑法所禁止的计划。使用“治疗”一词则是因为即便是在秘密文件里，“杀死”一词也显得过于暴露。二战后，艾希贝格医院儿童屠杀病房的斯密特在做证时承认：“柏林给我们发来了所谓的授权文件，不久又转来了这些儿童。”他补充到：“这些儿童被辅助走向死亡。”

　　虽然帝国委员会杀害的大部分儿童显然并非患有痛苦的和不治的疾病，但刽子手对他们的行为辩护的理由却是他们的疾病使他们完全丧失能力而且无法治愈。这些按规定必须进行汇报的疾病确实都比较严重，其中包括根据当时的医学观点被认为是无法治愈、而且是遗传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和身体畸形。但即便这一屠杀原则——即所患疾病虽然不一定是致命的但必须是无法治愈的——也仅仅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在残疾儿童安乐死计划开始后，帝国委员会及其医生们在裁决是否将一名残疾儿童纳入安乐死实施范围时，并没有遵循他们自己的这一原则或是遵守必要的限制条件。

　　首先，对儿童的诊断既不准确又十分有限。医生对治愈的可能性持否定态度，评估专家则根据这些医生的诊断，常常作出最坏的预后。而儿童病房的医生们也常常认定患儿所患疾病是无可救药的，即便在对该儿童最为了解的患儿的医生认为所患疾病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其次，参与该计划的医生认为，儿童安乐死计划中所列疾病将使得患这些病的儿童在长大成人后无法独立生活。但是，即使是成年人安乐死计划的首席医生也发现，这一判定是错误的，并举出失明且失聪的海伦．凯勒为例。他认为，在幼年时期对一个儿童的未来能力作出绝对判断为时过早。同样地，评估专家魏茨勒（Ｗｅｎｔｚｌｅｒ）在一开始曾反对将先天愚头型患儿归人安乐死实施的对象。他指出，这些患儿对音乐有着特殊的欣赏能力并且热爱生活。

　　第三，对“痴呆和先天愚头症”等的定义十分含糊，从而根据儿童的智力和行为把智力迟钝的儿童也包括在内。事实上，对这类儿童的判断完全基于对他们的智力和教育进行的简单而且易错的评估。社会价值观，特别是针对儿童的行为方面的社会价值观，常常会影响是否作出屠杀的裁决，正如它们会影响到是否作出绝育的裁决一样。

　　屠杀病房的医生与3 位评估专家一样，对患儿的生命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为他们能亲眼看到儿童并作出汇报。但这些医生常常十分年轻而且缺乏经验，完全没有资格作出这些判断。尽管他们接受了一些特殊培训，但其中许多人甚至连医学专业资格都没有。

　　如果我们看一看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得最多的几名医生——海因策（Ｈｅｉｎｚｅ）、依尔林（1 ｌｌｉｎｇ）、杰基里奥斯（Ｊｅｋｅ．ｌｉｕｓ）、梅内克（Ｍｅｎｎｅｃｋｅ）、普法穆勒（Ｐｆａｎｎｍｕｌｌｅｒ）、雷诺（Ｒｅｎｎｏ）、施密特（Ｓｃｈｍｉｄｔ）和维斯（Ｗｅｓｓｅ），我们就会发现，其中4人曾被授予专业资格（精神病学或神经学或两者兼有）：普法穆勒于1918年，海因策于1928年，依尔林于1937年，杰基里奥斯于1938年。但另外4 人则没有专业资格。他们也确实想在二战期间获得专业资格——如1940年梅内克曾向医学委员会提出过申请，并同时请元首府和内政部帮忙，但最终没有成功。这些医生根本就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或具备相关经验来主管儿童病房并对儿童的生死加以裁决。甚至连亲自参

　　与这一计划的海德堡大学教授卡尔．施奈德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所接受的训练十分有限，他们的诊断也并非都是准确的”。

　　即便如此，这些医生仍然一个个野心勃勃，急于完成上面规定的配额。在送到他们病房的儿童不够时，他们便会抱怨。

　　帝国委员会对工作卖力者予以奖励；工作有成效的屠杀病房的工作人员还会得到一份奖金。

　　这些残疾儿童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他们不符合纳粹所规划的未来德国社会的要求。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有父母同意将其孩子杀死。而且，医生们一致以奇怪的方式对家长的同意进行诠释。父母们从未被告知其孩子将被杀死，当局通常的做法是，先欺骗家长说治愈患儿的手术有可能风险很大，甚至可能导致死亡，以便先让家长有心理准备；如果父母同意手术，医生便将之理解为同意实施安乐死。“得到了父母同意”这一荒诞的说法屡屡被刽子手以不同的形式为自己辩护。埃格尔芬—哈尔医院儿童病房的负责人赫尔曼．普法穆勒在纽伦堡接受美国公诉人员审问时，对自己作了最为荒诞的辩解：问：当你决定对儿童实施安乐死以解除他们的痛苦时，你是否通知了他们的家长或监护人？答：是的。他们事先得到了部门医生的通知。

　　问：他们在你实施安乐死之前便得到了通知？

　　答：唔，是的。我们告诉亲属说最好还是来看看孩子，因为孩子病得很厉害，而孩子的亲属们也确实来了。在用鲁米诺进行治疗的初期，孩子时常会醒来，直到不断积累的鲁米诺最后开始起作用。

　　问：你告诉过家长和监护人你们将对孩子进行鲁米诺治疗吗？

　　答：没有，没有，那是一件绝对机密的事。

　　首先开始的是对儿童的屠杀，它是安乐死屠杀计划的开端。对儿童进行优先考虑是因为他们代表子孙后代；要使优生和种族纯粹化计划取得成功，消灭那些被认为是有病的和畸形的儿童就显得至关重要。然而，不久以后，对成年残疾人的屠杀很快就使屠杀残疾儿童的计划变得小巫见大巫了。但当希特勒于1941年8 月下令结束第一阶段的安乐死屠杀计划时，对儿童的屠杀并不包括在这所谓的“停止”命令里；而且儿童安乐死计划的实施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到后来，儿童安乐死计划的范围更加扩大。起初，实施对象只包括新生儿和婴幼儿，他们的年龄全部都在3 岁以下。此后大一些的儿童也开始被包括进来，逐渐地，甚至连十几岁的少年都在儿童病房里被杀害。专制独裁的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年龄较大的儿童也纳入安乐死计划的实施对象。并不是所有被杀害的儿童都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或永久性的严重残疾，很多儿童只是由于患有并不是非常严重的残疾而被收容，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具有行为问题，学习能力较差。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由于许多屠杀的记录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计算在二次大战期间，共有多少儿童在儿童病房里被杀害。

　　根据比较合理的估计，被屠杀的婴儿儿童总数不少于5000人。

调整人口政策，放开二胎生育——假如我是代表委员

这个议案前几届两会已有代表提过，因为我自已的工作职责里有计划生育管理的内容，所以一直比较关注相关政策的出台，但截止今日，在我国施行了三十年的一胎政策仍未见丝毫变动，做为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常接触并掌握一些人口学知识与数据，现在不揣浅陋，再提一回，希望代表们和决策者们能看到。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文革动乱结束，经济已近崩溃，吸纳人口就业能力极弱，加上知青回城等等因素，国家决策者深感资源匮乏，七十年代末国家成立了人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将计划生育工作写进宪法，一九八零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致全国共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一九八二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接下来国家出台了严厉的控制生育措施，制定了这项公权力强力干预私权力的政策，制定时明确指出是针对“一代人”，持续时间是“三十年”。

三十年过去了，根据人口专家计算，到二零零五年底，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使中国少生了四亿多人，自一九九二年开始，我国生育率已低于实现人类世代更替水平。正常情况下，实现人类代际更替，一对夫妇至少应生育龄2.1个孩子, 警戒线则是1.8，而十八年来,我国平均一对夫妇只生育龄1.6个孩子,部份地区仅有1.2左右,每年人口增长不足七百万,性别比例也严重失调,二零零九年普查结果为100:119.45。我国已进入“超低生育率”(多数学者界定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风险型人口阶段。

应当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减轻人口激增引发的社会问题方面有着特殊阶段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国家发展，促进了全球人口的稳定、资源保护和能源的节约，我国政府甚至认为人口出生的减少为全球气候变化供献卓著，并建议把人口问题写进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成果文件，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初的出台是在国家百废待兴，国力衰弱阶段万不得已的手段，从人类的繁衍，文明的延续，国家的战略发展，家庭的和谐幸福，孩子的教育成长各个方面讲，都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政策。这项政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特别是在执行过程中，一些野蛮违法的粗暴做法，比如扒掉超生家庭的房子、扣压超生家庭老人，捆绑超生妇女结扎等，都招致国民的强烈抵触情绪及国际社会的诟病和批评，甚至发生过很多恶性事件。我亲眼见过大月份计划外怀孕的妇女被迫引产发生母子双亡的事故，见过引产下来的还活着的胎儿被溺进产房污水桶，还见过计生工作人员与民众发生冲突，被失去理智的超生家庭杀害的事件。

过去在医院临床工作时，常见到一名患儿往往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六人陪伴病床，当时年轻，曾感叹，现在的孩子真幸福，这么多家人疼爱。年长的同事立即指出：你有没有想过随着生活水平及医疗条件的提高，人的寿命延长，这些孩子将来要负担多少老人的赡养？一对夫妇，极有可能要面对十二位需要帮助的老人，他们何以承受得了？一胎政策将使我国提前进入老龄化，而且因为国家保障体系的缺失，绝大多数人是未富先老，这些人的照料及生存将极大的困扰社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生一胎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人的精神生态也有诸多不利，父母整个家族的过份疼爱容易会给孩子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在家庭里养成唯我独尊习惯的孩子往往出现精神人格的缺失，曾听见音像店播放一种儿歌，内容是“爸爸的哥哥是伯伯，妈妈的妹妹是姨妈……”，初听颇觉匪夷所思，细想不胜感慨，几代独生子女状态如果延缓下去，这些家庭伦常关系将成为历史遗迹，孩子们只有在儿歌里才能听明白，他们的社会关系会与现在出现极大差别。

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是十分脆弱和危险的结构，家庭经不起任何打击，这个问题已在四川大地震中充分显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二零零六年，我国军队里独生子女士兵已经占到半数以上，我国军力未来如何保持将面临极大挑战，一旦国家遭遇战争，独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将十分突出，军事力量的保障将会出现危机。

国际上有些国家，如新加坡，南韩等国家都曾因计划生育政策引发人口减少，人口出现危机的情况，而采取补救措施后效果却很难显示，人口学有人口学自身的铁律，如果违背客观规律，一味控制人口增长，既便决策者是出于好心，也会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人类的生育观念一旦形成，极难改变，而在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洪流冲击与计划生育宣传包围中成长起来的育龄夫妇，与他们的父母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上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中许多人已不愿生育，我身边就有很多丁克家庭存在，国家应充分认识这种现象，及时开放二胎生育政策，我国已承受不起再一次的人口政策失误。

一篇访谈摘录

友情提示：如留言，敬请体谅网站的难处，不提此访谈主人公的名字，谢谢您的分享！

周末读了一篇访谈，很受启发，访谈主人公过去是上海财大教师，曾任复旦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创办过号称“中国企业教父‘的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为推进中国改革做过很多努力，现在是著名维权人士。前段时间在日本机场上演了一场现实版《幸福终点站》，在人群熙攘的过境处，众目睽睽之中整整熬了三个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篇访谈我只能做部份摘录存在自已博客里，一方面和朋友们分享，一方面留做备案。

毋庸讳言，我们的国家正日益强盛起来，但所有中国人，包括政府机构却又都时常要面对种种困境，经济的，体制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困惑盘根错节，挥之不去，而访谈主人公，在经历了苦痛的牢狱之灾，经历了人生种种波折后没有在心中种下仇恨与暴戾，没有成为一个主张革命的激进分子，而是成为一位温和的，乐观豁达的和平改良主义者和一位不惑之人，他看出了中国的出路，那就是，建立一个守法的，文明的公民社会。

同时转来下面这篇评论访谈的文章：

如果我将来有机会用中文教授政治经济学，我会把这篇访谈放进阅读书目。冯先生的斗争哲学和世俗智慧，是经济学的精髓。无论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是经济，是政治，还是人权；无论面对的是什么人，是商家，是军警，还是官僚，利益得失和讨价还价是永恒的。有人可以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的做事，但做成任何事都不可能不考虑他人的利益得失。

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文明的事就是在重视彼此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妥协，中国如此，美国如此，到处如此。珍惜自己的利益，才能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做最坚决的斗争；理解他人的利益，才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达成妥协和一致。

从冯先生身上，我们能看到这种文明的力量和韧性。

和冯先生一样，我不相信暴力和激进的变革。人不可能在短期内成就任何事，但同时总是低估在长期内成就大事的能力。如果目光只盯住短期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和做不成的事，就会忘掉那些现在就可以做的事，而后者，不止是推动变革的主要动力，它们就是变革本身。

有空吸收些新知识，用用新科技，了解了解法律，遇到麻烦时不怕打官司，珍惜自己的权利，做个快乐的正常人，这世界就变了。

访谈摘录：（有依据原意的文字调整）

现在国家在中央层面制定了一些不错的政策、法规。但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领导者抱怨政令不出中海南，那好，由谁带出中南海，由我们知识分子。

有人说你不害怕回来后被报复？我没有什么好怕的。第一，我这九十二天，得到很多快乐，我不生气，有什么气好生的呢？第二，我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就是维护自己权利，有什么好怕的，我做的都是合法的事。

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时代，是一个法律条文最完备，法治最不健全的时代，有这样的落差，维权就有基础。

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对中国抱有很大的信心。我与很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我很早就做过民间领导角色，许多人个性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从自己感情，自己情绪出发。我考虑问题是极力考虑民众是怎么考虑的。我的朋友说：你很奇特，因为从你的经历看是苦大仇深的，但你表现的语言行为都是很温和的。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设计自己的这套理念，在设计中国建设的这套政治方案时，不能仅考虑我们这些受难和坐牢的人，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理念，应该是大多数人接受，而不应当是你代表大多数。而且，大多数没有受过苦难的人，也会对社会不满，他的不满和你的不满是不同的。所以应冷静去看看听听他们怎么想，思想不能停留在自己的一些经历上。

我为什么有信心，因为我看到我那么多朋友，他们还在体制内，从位置上我变成体制外，我受苦了。人家说你懊不懊悔，我说一点也不懊悔，我希望他们个个官越大越好，他们的灵魂，受的教育和改革初期的观念不会因为一天晚上发生变化。不会因为工资拿到一万元就变掉。年纪轻时受的影响是一生的。我当初把自己的责任承担，我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些朋友继续能发挥作用，他们确实还在改革开放啊。中国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应该说还是往前走。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发展定在自己的感受上，自己的遭遇上。

中国绝大多数部门都讲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出来后，从法律上来说对所有官员都有制约，警察部门，刑警，民警部门都按法律执行，就那么一小撮人，再加几个权贵人物不守法。这个社会改变很容易，只要把这几个违法的权贵人物改掉，这个社会就安宁了。”

共产党取得成果的，还是承认他。你不喜欢共产党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共产党，共产党毕竟是领导一个政府，他还要搞很多民生问题，这是事实。你承认你这个的对手，你思考问题，你和他对局方式都会改变，才有真正的政治家。我觉得我们在海外没有真正的政治家。你否认他，你不承认他，他是非人民的，你说有什么用？联合国承认它，你说联合国不好，那都不好，马英九好不好，他也和中共谈判嘛，我们要面对事实，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对手。

我们反对的是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我们支持的是共产党中进步遵守法律的力量。

我从看守所出来时是个激进主义者，我从牢里出来是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我在看守所里看过的一本李敖《法源寺》，我同样有这个感受。谭嗣同，当时人们劝他走，他不走，他一死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改良的路失败。我六四以后还是处于改良态度，所以很低调，一直在做，最后我还是入到监狱里去了 ——这不是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吗？我和六四后许多人一样对政府还抱有希望，还希望至少在经济改革上做点事。我的路跟谭嗣同一样，证明改良是走不通的。如果这时我从看守所出来，我可能会是激进的态度。最后，我坐监狱了。你看很多人在看守所里是很倔，包括抗议，非常愤怒。监狱情况和看守所不一样，看守所是不断整你的，你在处于不停地对抗之中。甚至我准备判大刑——处于这种心态。监狱里大部分时间你可以反思，监狱如何度过是很重要的。监狱比外面社会更专制，绝对专制。而且我在监狱里比一般人受的苦要大，虽然坐了三年，但是速成班，什么苦都尝试过，我被五十六天的严管，我在里面是D级待遇。我一直关在第六监区最差的监区直到出来。其实我把这次坐牢也当作社会实践的体验。

我坐牢之初，我写道：我信任法律，法律最后是公正的，所以我不断做无罪申诉；我尊重法律，既然法律判决我，我会遵守所有监规。在服刑期间我做到了。我的理念也体现了苏格拉底的理念；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他的很多学生让他逃走，他认为没必要，他是对法律的尊重，他以自己的死证明这种尊重。法律内容是不公正，但对它的形式尊重。我这几年，包括知识分子都应该是这样做。我们知识分子看到法律对他不利就一脚踢开，制定新的宪法，新的法律，但他没有法治精神，虽然现在有许多恶法，但养成对法律尊重的精神更为重要。

为什么有这个体验？因为我在监狱里面能改变很多东西。我在这个最专制的环境里面运用了什么？——就是运用了一部《监狱法》：一个是扣住《监狱法》，宣传《监狱法》，尊重《监狱法》。狱警给我很大的压力，我还是用这个法。包括鼓励周围的犯人，最后迫使监狱改变，尽管我受过很多的虐待，最后我出来还是让你监狱输了。我提出几项请求，如废除对犯人的虐待，给犯人以休息的权利。。你嘴喊没用，你要有勇气，要有向死求生的精神，我第二次被严管出来，我写了万言书，准备第三次再被关进去。’;

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我们改良的路，坚持一步，你就得到了，你没有坚持下来，你没试过，你凭着历史记忆，人家说到一半的东西，你就说没有用，就要放弃。其实你坚持一下，现在环境毕竟不是过去。我坐监牢，我跟他们对话的语言全是法律。我的观点是这个时代是个讲利益的时代，所以任何个人信仰与主义都要回归到个人领域中去，公共的领域就是法律，双方要用共同的语言在谈话。

现在你说这个宪法不好，但这是三千人通过的，还是有影响的。我看看我们的宪法，除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人不满意，其它都满意。我对民运的人说，你为什么要把这四项基本原则拔掉才舒服，我们的法是大陆法，是有前言部分的，他讲四项基本原则，你不舒服，你不要动它。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他掌权，他掌权，他写他的历史，你干嘛难受，以后你掌权，你拖一笔就是了嘛。人家掌权，你硬让人家拿掉，——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跟他去讲话，你看它后面的权利义务对你有用吗，你把这个实施起来。就可以了。我的护宪维权就是走这条路。

传统民运的角度，把政治看成实体，变成你死我活的问题。非要打倒什么，才有自已的活路。认为做其它的都没用，我们要做很多实实在在的维护公民权利的事。我们从人权的角度与对话者对话：你也有你的生存权利，他听了放松了一下——你也让我活下来了。但你的权力太霸道了，我想要回我自己的权利，而且是在宪法法律上规定的，你不能阻拦我的。他也不能显得太霸道，当公民力量强大时，你也不用消灭他了，他也到了一个相应的位置。所以我们好多政治理论工作者，可能他们的学问比我深，他们好多口号却有很大错误，要求选举，要求选举法。这个法，那个法，谁定，要现在的人大定，他们怎么会制订对他不利的法。矛盾，不可能，你又要他这样去做，这样有了矛盾。你说不相信他，做的时候，又要依靠他给我们一个好的，要求他给我们一个民主。要求他给我们一个出版法自由法什么，你没看到民间的公民力量。

现在我们的对话者与李敖说的一样—— “和小孩子一样”，你不要一直打他，他狠狠心就乱搞，要表扬表扬他，好的东西树立起来，让他的牌坊立得越大越好。其实对我们反对派，你说他好的东西，是给你自己增添信心。好的东西多起来的过程，也是你推动他进步的过程，你把中国看成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其实你也没有信心的。

哪位朋友如有兴趣，可以读原文。地址如下：

http://blog.sinzy.net/changke/entry/21394

究竟图什么

博友刘元林前天讲的故事里提了个问题，看了下面的视频故事，我想试着寻找答案。

除夕夜，由外面回家天已很晚，路过一个熟人的女朋友家，门开着，他正趴在地面上奋力擦拭，地板被擦得光可鉴人。年初一我值班，大早上下楼，看见他挽着衣袖裤腿，提着水桶在寒风里洗车，未来的丈母娘笑咪咪在旁边看着他劳作。过完年与女伴们聊起这事，有些感慨，说小伙子找个老婆真不容易，大过年的，这么辛苦的表现。女伴们说，人家养那么漂亮一姑娘嫁过去，不图对方挣钱比人家多，也不图地位比人家高，人家图啥？就只图人好呗，努力表现理所应当，将来你儿子找对象，也得这么干！

图点什么，这似乎是中国女人们嫁人天经地义的理由。可打小家里老妈没这么教我，总说女人要自立自强，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已，于是打小努力上进完善自我。恋爱时觉得跟对方说得着，玩儿得来，没多想就嫁了。但柴米油盐过起烟火日子来，心里还真的犯嘀咕。自已也挣钱，也要在外打拼，也得经风受雨，凭什么回家还得做家务，还得养孩子，还得照料丈夫的饮食起居？还得入得厅堂，下得厨房，我图什么啊？平时女伴们一起聊天，大伙也常牢骚，自嘲是自带工资的全职保姆，家里吃喝拉撒一条龙服务到底，在外看上司脸色，回家还得哄丈夫开心，咱们图他们男人什么？

别以为没文化的穷困人家把女儿当摇钱树，才讲究图点啥。中国女人大多都会在婚姻里探究自已图个啥。别管受过多高等的教育，事业有多顺利，个人有多成功，少有女人不希望自已嫁的男人比自已强，都想通过婚姻体现自已的价值，中国男女婚配有不成文的配置模式，A类男人配B类女人，依此类推，造就出大量的A类剩女和D类剩男的局面，D女嫁了A男是超值，没人可以想像A女嫁个D男是个啥情景，不只是女人绝不肯自我贬值，男人也总要自我掂量有无敢揽瓷器活的金钢钻。前几年我曾试图当一回红娘，给一个IT工程师介绍了位医科女博士，女孩子相貌品行都属上乘，并对男孩子一见倾心，可男孩子说什么都不同意交往，理由是自已只是本科毕业，自忖罩不住一个女博士。女孩子有些郁闷，自已的高学历，难道成了择偶的弱点？

女人们在婚姻里倒底想图个啥呢？图丈夫有钱有势跟着他得享富贵荣华？多金人家的确衣食阔绰，却焉知豪门一入深似海，哪分获得不需加倍的付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妄想嫁给一座银行坐享其成，真要掂量一下自已的份量，炫耀丈夫的权柄也许让一些女人的虚荣心极大满足，但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的丈夫到底给自已带来多少快乐，只有自已心里清楚，想想贵如港岛第一富婆恭心如身前身后的那些辛酸沧桑，看看位及第一夫人的江青那荒凉可叹的人生，是否要庆幸一下自已小户人家的静好岁月？

但婚姻毕竟超脱不了红尘俗世，没几个人结婚仅为了无私奉献，再超脱的女人都有一份庸常的日子，都想自已在婚姻里得到提升而不是坠落，只是，如果把自已当一件商品跟对方讨价还价，以自已的付出为资本在家里锱铢必较，居功自傲，盛气凌人，恐怕最终迷失的将不只是婚姻。

其实，婚姻本身就该是互惠关系，男女彼此在婚姻里收获情感，丰满生命，完整人生，利益共生，如果说女人为了家庭消耗了青春，男人何尝不是在婚姻里磨蚀了岁月？男女双方在婚姻中谁奉献的不是身心的全副，谁给予的不是灵魂的赤诚？谁能说谁更吃亏更占便宜，谁又能比谁更有资格索求对方补偿和感激呢？

六年前，一队重庆户外活动爱好者在渝北深山陡峭崖壁上发现了一条人工开凿的石梯，这群年轻人蜿蜒曲折一路攀登，来到山顶一座绿树荒草掩蔽的简陋小屋，惊讶的发现里面住着一对老夫妻，老奶奶79岁，老爷爷69岁。老奶奶29岁不幸成为寡妇，老爷爷那年19岁，他爱上了这位大姐姐。为了避开闲言碎语，他们躲进了深山，与世隔绝，彼此深深眷恋，相守生活了半个世纪。年轻人们刚走过的那条路就是老爷爷一锤一锤凿就的，人们把见证这对老夫妻旷世之恋的六千多级石梯称为爱情天梯。他们纯净坚贞的爱情或许能告诉我们，婚姻所图的，不过是一个可心的人与自已生死契阔天荒天老的执手相伴，是一份时间无法冲淡彼此交融的情感，是一份既便相对无言也能灵魂相通的默契与执着，仅此而已。我们，我们这些生活在繁华都市，忙碌着，追逐着无数生活目标，情感有着闪光附丽，婚姻有着物质保障的人们，静下心来扪心自问、审视自已情感时，是否拥有这对老夫妻一样的从容，一样的恬淡？

（特别鸣谢：一位名为“Scout”的访客在后台热心帮我指出此文三处错别字，无处可寻老师踪迹，只好在此跟您道声谢谢了！欢迎常来指导！）

情人节与“情人”

　　今年春节与情人节叠加起来过,朋友们相互发信息祝福和调侃,有假模假式冒充“维稳办” 通知大伙“统筹兼顾、周密部署、妥善安排，既要和家人团聚共享天伦，又要与情人亲密接触，东西合一，有所侧重；分身应对，突出重点；时间切块，科学使用”的;有语重心长告诫人们“稳定是前提，和谐是目的，哄好情人是关键，维系家庭是根本”的;有要求双节期间学习“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把婚姻与艳遇进行到底的；有严厉命令如遇情人来电话把话机就地狠摔再踏上几脚甩掉麻烦的；有诚意通知天气寒冷花店没有玫瑰出售，今年节日时兴送大葱的。

段子嘛，插科打浑为的是一乐，估计情人间的信息要比这些甜蜜多了，可惜没人肯发出来供人交流。记得有一年，电视新闻里说，有个人手机不知出了啥毛病，发的信息能被同一个集团网的所有用户看到，那年过完情人节，同事朋友们见了他就哈哈笑个不止。这事挺逗，从那以后我一直盼着这一幕再次上演，并且能在身边发生，让我也能分享一下别人那份甜蜜，遗憾的是盼到现在也没戏。

　　双节当天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拜年，接通后先逗他：＂今儿怎么在家啊？＂他坦白地笑：＂啥时候不在，这会儿也不能出去啊，今天出去不是往枪口撞嘛？＂他太太在边上乐，说他人老珠黄，没有情人可以会，才只好呆在家里。情人节，大概夫妻双方都在家的机率远远高于平时＿＿呆在家安全。

　　　有一年情人节，妹夫买了一小盆康乃馨，交给小外甥，让他送给不远万里从中国赶过去照料他的外婆．当他捧着花稚嫩的跟外婆说＂happy valentine's day＂时，妈妈非常感动。而每遇情人节，我路过花店，看到买玫瑰的都是些少男少女，至多是些青年男女，大概，老夫老妻的谁都不把家里天天要面对的人当情人了吧，那些甜言蜜语也决不会跟家人说了。所以除了某人手机出了毛病，大伙都很难在情人节收获绵绵情意的。情人，这词，于我们，实在很隐晦，也很狭义．可奇怪的是，这个词又常被用得很随意很宽泛。不管哪里，只要查出个贪官，接下来就会纷纷扬扬传出有关他情人的故事。

常想，那些权力与色相、铜臭与肉欲交织的赤裸交易里，存在着肝胆相照的情份么？听说过这种纠结里的尔虞我诈和彼此盘算，听说过这些闹剧里虎狼之计、蛇蝎之心之间的斗智斗勇，还见识过丧心病狂把曾几何时的心上人炸得血肉横飞的魔兽之行，谁见过他们彼此的忠贞与牺牲？更休言让他们演绎什么《钗头凤》、《孔雀东南飞》里情男情女之间的生死契阔与回肠荡气，“情人”一词生生被此等龌龊之人给亵渎玷污，他们如何配用“情人”来形容？

其实，情人节,也就是西方的圣瓦伦太节,真正的意思是爱节，是相爱的人的节日.咱们干嘛把这么一个温馨美好的节日过得这么暧昧，这么敏感呢？

也谈无肛宝宝该不该救

多年前，我在一所医院实习，在外科病房见到一名女婴，看上去很健康，每天早上，科主任及护士长到医院第一件事就是去抱抱她，科室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非常喜欢她，她活泼漂亮，圆圆的小脸总是笑嘻嘻的，但她却见不到自已的爸爸妈妈，他们在这所医院妇产科生下她，发现她先天肛门闭锁，便扔下她不辞而别。婴儿被送到外科，科主任是位和善的老医生，他表示等孩子长大一些，会亲自给她做肛门再造手术，然后接到自已家养育。孩子腹壁有个人造瘘管，排泄物每天由科里医务人员清理，一直保持得非常清洁。她的奶粉是大家凑钱买来的，整个医院所有医务人员谈论起这孩子来，都充满着爱怜和呵护，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护理她，让她健康成长到可以接受手术的那一天。那时我国的医疗水平远没有现在高，人们经济能力也远没现在强，医务人员最清楚这孩子要面临什么样的人生，大家都明白她生命的生理质量肯定有异于健康孩子，我在那里实习了近一年，从没听说过有人讨论这名婴儿该不该活下去。

可是，就在医学及经济水平极大提高改进后的今天，我却看到了触目惊心的另外一幕，天津无肛宝宝在遭到父母狠心遗弃后，迎来是更为让人心寒的现实：大家在讨论，她该不该拥有生命。

写下这篇文章题目时我的心很疼，人的生命，为何会如此卑贱，竟沦落到需要经过比较和权衡价值后才有权存留的地步？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生命的蔑视和轻慢,一个鲜活的人的生命,仅仅因为有瑕疵，就会有人质疑她存在的必要性，这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落后的体现。

在西方文明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的作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我国人却可以随意丢弃残疾儿,我国孤儿院有大批残疾儿童被西方国家庭收养,我曾多次在广州白天鹅宾馆附近路遇收养我国弃婴的外国人，常见到他们呵护备至的抱着那些身有各种残疾的孩子，脸上写满怜惜和关切，有的家庭还在附近的唐装店订制从小到大多套唐装，给孩子带到国外去穿，让他们不忘自已的祖国。国内有些媒体还给予报导.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的国耻。轻视生命到了放弃养育自已生育的有缺陷的子女的地步,应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耻。该不该救这个孩子，根本就不应存在讨论空间，生命无价，生命权大于一切。有残疾的生命并不廉价，西方传说里把残疾人比喻为格外香甜的果子，不过是为上帝特别喜欢而咬了一口，19世纪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海伦.凯勒先天盲聋哑共患,她的生命她的灵魂却异彩纷呈,若依一些人的”理性”选择,她一出生就该被遗弃,该被安乐死,对么?!

事实上,这名肛门先天闭锁的婴儿并非患了什么不治之症，人工造瘘本身没有那么可怕,护理起来也远没有那么复杂,而且,造瘘部位在腹壁,不存在距离其它生理部位很近,影响其它功能并引发其它感染问题,何且肛门再造并不是医学难题,患儿稍大即可施行手术，大批肠癌患者术后都依靠人工瘘管生存着,让人诧异的是，面对残疾婴儿,面对无助的家庭,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设法救助和援手,不是寻求法律、社会的保障，而是首先预设了这种早已不是病学难题的病患不可救药的前题，首先思索的不是生命的尊严，甚至无视是否违法而得出诸如“安乐死”、“理性选择”之类的结论。如若依照患儿生命质量不佳,养育困难即应放弃的思维,那么这些肠癌患者是否也应放弃治疗?社会也应讨论他们是否应活下去?进而言之,凡有病者,是否都应讨论有无活下去的必要？

生命值得敬畏，生命不可比价，否则，就会有人的生命等级讨论空间，就有健全者是否比残疾者的生命更高贵的讨论空间，也有可能讨论哪个人种更有优越性、哪个民族更有繁衍生存的优势，一个可以经过价值比较做出放弃某种人生命决定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我相信,当初认为犹太人属于劣等民族的德国就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我在纪录片里见过大象在尽力哺养有病的幼仔后无望的舍弃,见过北极熊艰辛的养育发育不良的幼熊直到它生命的最后一刻,自然界丛林法则里生存的动物尚且珍惜生命,难道我们这些万物之灵们连动物也不如么?

社会在呼唤人权,人权第一要素是生命权,珍视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的不容许对人的生命权产生疑问,才有社会文明的基础,进而才有资格呼唤民主.才有资格与世界文明水平看齐.

该不该救,这种问题在知识分子聚集的群体里成为议题是一个悲剧,让人感到渗入骨髓的寒冷,自诩理性清醒的背后,是斯宾塞式的冷血,人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放弃,否则一个社会将没有公义,"抢救大兵瑞恩"的壮举将成为笑话,大学生跳粪坑救老人的行为就成为愚蠢,大学生入江救小学生就是全无价值权衡,社会便没有扶助老弱病残的必要.

上帝没为每个人的生命上保险,我们都有陷入无助绝望的机率,警惕这种问题的出现,在生命遇到困境之时关注如何援救与帮助,呼唤社会保障的健全,强调法律的尊严,是对自已生命的敬重与关爱.

这是我在广州路遇收养中国弃儿的外国人时拍下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子双腿、双眼均有残疾。

“东方圣经”及中世纪

家里收藏的圣经版本，不是太厚就太小，厚的拿着很重，小的字迹很小，读起来都费劲，想网购一本，在几个网店挑来选去不满意，忽然想起可以去一家旧书网上淘，打开那里填上“圣经”一搜索，还真不少卖家，看到一家有“东方圣经”出售，一时没反应过来，心想，东方和西方的圣经有什么区别么？难道基督教还有东西方之分？于是点击开一看，原来是一本“毛主席语录”。

过去工作的单位里，有位同事大姐，很爱讲故事，有次给我讲起，有一年夏天，天很热，她孩子还很小，正是需要吃糖的时候，糖票（那时几乎所有日常用品都需凭“票”购买）马上要过期了，她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在参加“运动”，只好中午顶着大太阳去买糖，那时物资短缺得糖都要在市中心的大商店专卖。公共汽车司机们“革命”是正业，开车是副业，车次有一趟没一趟时间没个准，更没出租车可乘，大姐住得远，下午还要上班，她很胖，走起路非常费劲，靠两只脚，紧赶慢赶，汗流浃背的到了商店掏出糖票，售货员却不接，板着脸跟她说：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度语录〉〉里“为人民服务”一章，掏出你的“红宝书”来！

大姐愣住，那个年代，全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人人身上带本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说不定走到哪儿就得掏出来学习一阵。这天她走得急，忘了带，只好跟售货员求情，售货员很严肃地说：没带，你就背诵吧。大姐没办法，只好一脸热汗，浑身紧张，磕磕巴巴往下背，本来普通人念一两段就过关，这回售货员是为了惩罚她没带“红宝书”，让她全文背诵。白天忙工作，晚上忙革命，夜里带孩子的大姐精力实在不够用，哪儿背诵得出来啊，磨蹭了一中午，也没背诵完，售货员坚持不卖糖给她，大姐只好又委屈又懊丧，两手空空哭着回了家。那个月，孩子只好没糖吃。

大姐讲这段往事已当做笑话，胖乎乎的圆脸上看不出当年的痛苦。但我家老妈讲起当年的经历却一直耿耿于怀。那是文革运动“最深入人心的”的岁月，她也同那位大姐一样，身不由已的被文革裹挟着忙碌着，有一天如厕，“红宝书”从衣袋里滑落进厕池，身心俱疲的她居然没发现，她做梦都没想到，有位掏粪工从厕池里捞出那本“宝书”送到了“革委会”。“宝书”上写有老妈的姓名，这可是滔天的“反革命”罪行，老妈立即被揪斗被批判，这事怎么熬过来的，老妈总不愿多说，只是一提起就唏嘘不已，想来那种精神的磨难与压力让人不堪回首。

现在一谈到基督教，有人就会提起中世纪，那是一段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造了封建贵族的反之后描述为黑暗压抑的日子，那时教会对人思想的禁锢与钳制相对于灿烂辉煌的欧洲文艺复兴，算得上严厉和恐怖。但当时宗教势力是否在百姓生活中如我国经历的文革那样，处处涉及到精神压迫和裁判呢？那时的教会统治对于绝大部分的平民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大影响？

　　看看当时充斥西欧各地的民间传说就知道了。举个例子：当时西欧妇女有个禁忌，不能在月光下睡觉，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月亮是男性神，如果在月光下睡觉，妇女会怀孕的。但这种习俗显然违背基督信仰，基督教信奉天地间只有上帝一位真神，任何其它神灵都不可以存在及创造，传说月亮是神，显然是对上帝的忤逆。但是，这种类似的民间习俗大肆通行在整个中世纪时代，在很长时间里，教会的信仰同民间的信仰一直和平相伴共处着。人们信奉上帝，但日常却相信各类传说，教会的控制并未达到压迫和影响到百性的具体生活细节，否则那些习俗不可能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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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世纪黑暗，无非是政治纷争的标签，是政权与教会捆绑，政教合一的结果，那些政治与信仰结合，打击异端从而争夺利益之类的事情，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其实还屡见不鲜。有学者指出，历史的连续性排除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巨大差别的可能性。至于中世纪是否“黑暗”，学术界的争议肯定还会继续。至于信仰，我不反对有人把《毛主席语录》叫做“东方圣经”，有人愿意整天把“红宝书”揣在身上我也赞成，有人愿意手捧“红宝书”面对他的精神领袖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我更没意见。但是，我绝对害怕百姓生活里时时相互盯稍、揭发、整治、一言一行那么诚惶诚恐，无论是“东方圣经”还是圣经，要每天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有人强迫你背诵一段，不会背诵就遭羞辱，不小心弄丢失就会大祸临头，若是那样，我宁肯生活在中世纪。

尼泊尔纪实之四——加德满都扫描

不管多不喜欢加德满都的混乱，去尼泊尔旅行还是绕不开这个国家的首都的。我不否认这个城市相对于尼泊尔其它地区比较的繁华时尚，这里有着众多灿烂的尼泊尔古文明遗迹，只是我非常不适应这里的喧嚣和嘈杂。

没去尼泊尔之前，我对这个城市充满向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生于九年前尼泊尔王室的那个惨烈故事，王储迪彭德拉爱上了家族夙敌的女儿，遭到全家人的强烈反对，王储绝望之中以毁灭的方式举枪射杀了除不在场的弟弟这之外的所有亲人。爱情在政治面前从来都微不足道，在利益，权力的争斗中把奢侈品爱情看得比生命重要的王子，他生前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一定很浪漫吧？我一直想去看看。

巍峨壮观的庙宇

加德满都大部份道路都是这样很窄的小巷，交通高峰时的拥挤状态让人望而却步。摩托车算是这个城市相对富裕阶层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曾见过大奔上街，陷落在人海里挣扎着，一副虎落平阳的样子。

摩肩接踵是什么感觉，在这里可以深度体会。

卖花小女孩子身旁如加德满都其它地方一样有着很多鸽子，把镜头对准孩子的脸时，心里有些痛，这些鸽子，比小女孩儿的生活自在得多。

这种搬运方式让我目瞪口呆

常常在大街上看到这样呼啸而过的汽车，上面挤满高呼着口号的人，看看他们的标致吧。（拍于出租车内，不洁的窗玻璃加上速度原因，成像不清）

这个国家，倘若真的走进这种“大门”，未来是个什么样子？

常常遇到罢工和游行，防暴警是这样的（拍于车内，不清）

这是加德满都的一个标致——一“座”交通岗。交警很帅，高大的坐骑就是交通亭，这哥们儿在这里一“站”就是一天，一动不动。

杜巴广场供奉的神牛

到处可见这样就地而卧的人，只是这哥们儿卧倒的地方实在很怪异，盯着看了半天，没想通他怎么睡着的。

苦行僧。现在已是职业乞丐。

迪彭德拉的亡灵如果天上有知，该为这样的城市欢笑还是哭泣？在加德满都行走的日子里我常会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