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二月 08, 2010
多年前,我在一所医院实习,在外科病房见到一名女婴,看上去很健康,每天早上,科主任及护士长到医院第一件事就是去抱抱她,科室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非常喜欢她,她活泼漂亮,圆圆的小脸总是笑嘻嘻的,但她却见不到自已的爸爸妈妈,他们在这所医院妇产科生下她,发现她先天肛门闭锁,便扔下她不辞而别。婴儿被送到外科,科主任是位和善的老医生,他表示等孩子长大一些,会亲自给她做肛门再造手术,然后接到自已家养育。孩子腹壁有个人造瘘管,排泄物每天由科里医务人员清理,一直保持得非常清洁。她的奶粉是大家凑钱买来的,整个医院所有医务人员谈论起这孩子来,都充满着爱怜和呵护,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护理她,让她健康成长到可以接受手术的那一天。那时我国的医疗水平远没有现在高,人们经济能力也远没现在强,医务人员最清楚这孩子要面临什么样的人生,大家都明白她生命的生理质量肯定有异于健康孩子,我在那里实习了近一年,从没听说过有人讨论这名婴儿该不该活下去。
可是,就在医学及经济水平极大提高改进后的今天,我却看到了触目惊心的另外一幕,天津无肛宝宝在遭到父母狠心遗弃后,迎来是更为让人心寒的现实:大家在讨论,她该不该拥有生命。
写下这篇文章题目时我的心很疼,人的生命,为何会如此卑贱,竟沦落到需要经过比较和权衡价值后才有权存留的地步?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生命的蔑视和轻慢,一个鲜活的人的生命,仅仅因为有瑕疵,就会有人质疑她存在的必要性,这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落后的体现。
在西方文明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的作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我国人却可以随意丢弃残疾儿,我国孤儿院有大批残疾儿童被西方国家庭收养,我曾多次在广州白天鹅宾馆附近路遇收养我国弃婴的外国人,常见到他们呵护备至的抱着那些身有各种残疾的孩子,脸上写满怜惜和关切,有的家庭还在附近的唐装店订制从小到大多套唐装,给孩子带到国外去穿,让他们不忘自已的祖国。国内有些媒体还给予报导.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的国耻。轻视生命到了放弃养育自已生育的有缺陷的子女的地步,应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耻。该不该救这个孩子,根本就不应存在讨论空间,生命无价,生命权大于一切。有残疾的生命并不廉价,西方传说里把残疾人比喻为格外香甜的果子,不过是为上帝特别喜欢而咬了一口,19世纪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海伦.凯勒先天盲聋哑共患,她的生命她的灵魂却异彩纷呈,若依一些人的”理性”选择,她一出生就该被遗弃,该被安乐死,对么?!
事实上,这名肛门先天闭锁的婴儿并非患了什么不治之症,人工造瘘本身没有那么可怕,护理起来也远没有那么复杂,而且,造瘘部位在腹壁,不存在距离其它生理部位很近,影响其它功能并引发其它感染问题,何且肛门再造并不是医学难题,患儿稍大即可施行手术,大批肠癌患者术后都依靠人工瘘管生存着,让人诧异的是,面对残疾婴儿,面对无助的家庭,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设法救助和援手,不是寻求法律、社会的保障,而是首先预设了这种早已不是病学难题的病患不可救药的前题,首先思索的不是生命的尊严,甚至无视是否违法而得出诸如“安乐死”、“理性选择”之类的结论。如若依照患儿生命质量不佳,养育困难即应放弃的思维,那么这些肠癌患者是否也应放弃治疗?社会也应讨论他们是否应活下去?进而言之,凡有病者,是否都应讨论有无活下去的必要?
生命值得敬畏,生命不可比价,否则,就会有人的生命等级讨论空间,就有健全者是否比残疾者的生命更高贵的讨论空间,也有可能讨论哪个人种更有优越性、哪个民族更有繁衍生存的优势,一个可以经过价值比较做出放弃某种人生命决定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我相信,当初认为犹太人属于劣等民族的德国就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我在纪录片里见过大象在尽力哺养有病的幼仔后无望的舍弃,见过北极熊艰辛的养育发育不良的幼熊直到它生命的最后一刻,自然界丛林法则里生存的动物尚且珍惜生命,难道我们这些万物之灵们连动物也不如么?
社会在呼唤人权,人权第一要素是生命权,珍视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的不容许对人的生命权产生疑问,才有社会文明的基础,进而才有资格呼唤民主.才有资格与世界文明水平看齐.
该不该救,这种问题在知识分子聚集的群体里成为议题是一个悲剧,让人感到渗入骨髓的寒冷,自诩理性清醒的背后,是斯宾塞式的冷血,人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放弃,否则一个社会将没有公义,"抢救大兵瑞恩"的壮举将成为笑话,大学生跳粪坑救老人的行为就成为愚蠢,大学生入江救小学生就是全无价值权衡,社会便没有扶助老弱病残的必要.
上帝没为每个人的生命上保险,我们都有陷入无助绝望的机率,警惕这种问题的出现,在生命遇到困境之时关注如何援救与帮助,呼唤社会保障的健全,强调法律的尊严,是对自已生命的敬重与关爱.
这是我在广州路遇收养中国弃儿的外国人时拍下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子双腿、双眼均有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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